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职业良知，心中一点职业良知都没有，甚至连做人的良知都没有，那怎么能做好工作呢？政法机关的职业良知，最重要的就是执法为民。
合法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底线价值，处理者应确保处理具有合法性基础，其关键设计和默认元素包括：（1）区分：用于各个处理活动的法律依据应有所区分。1995年，欧盟议会与理事会制定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保护以及数据自由流通的第95/46/EC号指令（以下简称《数据保护指令》），开启了个人信息保护的2.0时代。
作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权益汇聚之地，个人信息研究必须超越传统的规制—权利思维，迈向国家法律、信息科技、市场竞争和社群规范的个人信息治理体系。〔24 〕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计算法律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浮出水面，其旨在将法律表达为刑事化的计算机语言，用以理解法律文本和法律推理。（7）风险不得转移：处理者不应将其风险转移给信息主体。〔13 〕面对科技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冲突，风险预防原则成为法律系统的可能选择，风险预防原则一方面承认法律对风险的无知，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国家权威予以问责。不惟如是，通过代码的规制还规避了公法上的权力制衡和私法上的权利保障，由此遭至损及公平、透明度以及正当程序缺失的批评。
显然，这里匿名化只是对生意参谋的使用者而言，而非淘宝公司，因其并未彻底删除相关个人信息。从风险治理的角度观察，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试图通过权利赋予或行为规制的单一方式来化解因信息科技引发的个人信息风险，可能事倍功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1-104頁。
;与生俱来性，即人权是人生来固有的;平等性，即人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相同; 普遍性，即人权作为权利，是不分地域、到处都适用的。参见[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孙正聿：《从实践的观点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1期，第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否则权利是没有意义的，而政府的作为是需要公共资源的资助的也即是有公共成本的。再次，即使诉诸人性证成天赋人权是合适的，但人性存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而仅仅诉诸自然人性来证成人权至少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
……最好形成桑托斯谓之为东西方/南北方间的深渊，那才好呢。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无非是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页。总之，现代社会，在人权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明的真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也许意味着，宽容，才是理智而最負责任的选项。
参见何兆武：《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载《读书》1994年第8期，第82页。其次，在可能确切感知和把握实践理性之前，我们必须努力完成对人权的实践理性的充填，这显然需要正确处理人权/公民权、人权/主权、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规范/事实、实证有效性/道德正当性、目的/手段之间随时都可能存在着的辩证的张力。[美]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但麦金泰尔和德沃金先后指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权。
;尽管这种普遍性听起来颇为诱人，而不容抹杀的经验性事实却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人权轨迹，尽管人权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可能共享了一些共同的特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人权文化——一种历史和语境的研究》，郭晓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美] 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26页。
事实上，这也是当前人权谱系的基本特征。首先，正如18世纪末的柏克以及随后的历史学派所认识到的那样，天赋人权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这之中，反本质主义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态度。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毕竟，正如哈贝马斯再三意味深长地告诫的那样，这种张力在合适的历史情境下可以成为触发打开许多扇门的动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弗里德曼认为所谓消极人权和积极人权的划分并不成功，因为各类人权都需要政府积极有力的保障。，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守实践唯物主义意义而不是一切形式的旧唯物主义的人权观。但无论怎样，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我们所拥有的人权离不开特定社会的认识和实践：相信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与生俱来的价值，并且对于他人这样的价值给予习惯性尊重，哪怕给自己带来某些的不利也要予以尊重的意愿和敬意，以及对人权发展和人权成本的审慎思考及其所必需的有效环境的创造，否则社会将面临人权的难堪其负局面，人权流于形式（多表现为人权口号或人权声明）也真就不言而喻了。
这种独特的方言，也许并不总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人权终将有着一个逐渐光明的未来，毕竟，现代化意味着对人权的高度关注。关键词：人权;天赋论;反天赋论;实践唯物主义 人权从其产生伊始，始终绕不过一个本质主义或根基性问题的诘问，我们的人权从何而来？无数思想家均对此进行了回答，且大体呈现出两副面孔：天赋与反天赋论面孔，人权概念也呈现出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大体区别，然而各有局限。
不仅如此，依照康德绝对命令的逻辑，顺利成章的结论只能是义务性结论，即义务先于人权，它可以从道义上证明对共同利益的普遍义务是正当的，但它既不能证明普遍人权，也不能证明取决于自决能力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是正当的David Chandler，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luto Press， 2006， p.103.，也就是说，绝对命令只能推出有保护人权的义务，但人权是什么以及人权存在的理据是什么，显然是无涉的。人权概不例外，这也即是说，作为道义性概念的人权，显然必须落实为各国法定权利，方能为人类所占有、消费并得以救济汪习根：《论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第50页。
自此以后，只要是人，哪怕是作为生物学人种意义上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作为人对待并享有基本权利，这种人权思想逐渐成为了现代文明国家的主导性道德话语和现代法律中的根基性概念。Oche Onazi.Human Rights from Commun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0-68.事实上，无数的历史实例表明，人们普遍承认，无论种族、肤色、阶层、 族裔等差异有多大，在内心的痛苦感受力层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由此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移情而非抽象的理性人建立起普遍人权的观念的。
因此，认真对待权利就必须认真对待稀缺资源[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人权的普遍性源自人类能够感受折磨的普遍性Eva Brems，Human Rights：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1， p.306.，并进而引发了人权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不休争论。毕竟人权理念终究必须是一种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比法律现实重要得多。肯尼亚学者马卡乌·穆图阿对此一语中的，他指出，迄今为止，人权运动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了，这一运动源自一段长期的历史过程，即西方致力于实现概念和文化上的统治……这一连串事件的核心似乎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毒，通过对另类的和欧洲的规范和价值加以否掉化、妖魔化和他者化，进而推动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规范和价值普遍化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人权文化——一种历史和语境的研究》，郭晓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页。
这就要求各国政府以及相应的职能机构，更富有见地、更深思熟虑地认知作业，以找到人权手段和人权目标间相称的最佳的平衡点。David Chandler，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luto Press， 2006， p.100.国际层面则让西方话语轻易地垄断了人权的定义，并成为了粉饰某些干预的正当化理由。
Jose-Manuel Barreto.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and Human Rights： Santos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and Cognitive Justice， 21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395， 395-422 （2014）. 总之，天赋人权观由于建基于形而上的抽象自然/人性的预设上，使得其深陷非历史性和非现实性的错误，并最终导致了犬儒主义以及自欺欺人等弊病，而蜕化为空洞和伪善的人权修辞术。所谓人权的政治性含义，就是指它们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权;它们是处于社会里的人权。
这才是理解人权的正确方式。这一点，一些国家的政治权利的范围排除和边缘化了许多缺乏自治所必需的能力和资源的人——无疑提供了鲜活的例子。
甘绍平：《论道德义务的人权基础》，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6期，第5-10页。他们为此指出了一条路径：由于权利来自于如何最好地配置公共资源的策略选择，所以可以以民主为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保护哪种权利、保护到何种程度的决策应该尽可能公开地做出，尽可能让公民知悉，公职人员、包括法官说明理由，使之正当化。在其间接性上，它也可在道义上为人权辩护和证成，如同其既往的传统一样，只不过——按照杰克·唐纳利的划分——既往的人权道义论源泉主要从自然法中衍生出来，而在这里，人权的道义论源泉以目的论为基础，将人权建立在促进人类福祉或繁荣的基础上David Chandler，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luto Press， 2006， p.102.，从而增强其现实主义人权理想的合法性魔力。人权的真谛既在人的自然属性，也在其社会属性。
如果有，只能解释为一种想当然的或者说所谓不证自明的结论，并极大可能是荒谬的其中的简明道理就在于，一个犯故意伤害罪的罪犯，显然他违反了保护他人人权的基本义务，但也不妨碍他应当享有基本人权，尽管他的人权因破坏他人的人权而必然会受到相应的破坏。他经过细致的批判性审视后雄辩地指出，人权无需根基，只能跟着实践走，方能符合实际地解释人权的系列问题，他还对此进路冠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紧随实践：人权的平凡面孔[美]约瑟夫·拉兹：《人权无需根基》，岳林、章永乐译，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76页。
[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人权文化——一种历史和语境的研究》，郭晓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马克思就此指出，从抽象的人还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旧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分水岭孙正聿：《从实践的观点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1期，第2页。
而肇始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法律多元论者则正努力践行着这样的实践，他们以法的社会科学经验实证研究为基本范式，对社会—法律关系加以再概念化。参见David Chandler，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luto Press， 2006， p.98.，这种福利性人权的实现尤其需要政府积极地创设和实施，而这却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府必须考虑权利实现的成本尤其是经济的成本，一个贫困或软弱的政府是不能保护权利及其实现的，东欧各国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方面和构建市场经济方面曾经有过的各种失败的记录无疑在此问题上给予了有力的证成。
